人民网贵阳7月3日电 （记者孙海涛）因为对“6·28”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瓮安县公安局政委、局长今天被省委书记建议免去党内及行政职务。

在贵州省委今天召开的瓮安“6·28”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，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，这次事件，表面的、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，背后深层次原因却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、移民安置、建筑拆迁等工作中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，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，一些干部作风粗暴、工作方法简单，甚至随意动用警力。他们工作不作为、不到位，一出事，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，群众意见很大，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，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。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、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、打击不力，刑事发案率高、破案率低，导致社会治安不好，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。

石宗源说，这次事件中，黑恶势力正是利用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挑起事端，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，借机扰乱社会、趁火打劫。因此，这起事件看似偶然，实属必然，是迟早都会发生的。对此，瓮安县委、县政府、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这里，首先建议免去瓮安县委常委、县委政法委书记、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县公安局党委书记、局长申贵荣的职务，请按程序办理。并请纪检监察部门按照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查究瓮安县委、县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领导的责任。

张鸣：瓮安群体性事件与信息公开

作者: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

这两天，贵州瓮安县民众围攻县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。

应该说，群体性事件跟流长飞短的小道消息是孪生兄弟，从古至今，只要出事了，多半流言也就出世了。最后传播的结果，都会越来越离谱。但离谱也有一个方向，如果在一个地方，很多的事件发生，都被引向政府，那么，说明当地政府跟民众的关系，或者说官民、干群关系，肯定有问题。

比如说，现在许多突发性群体事件，都围绕着一个非常相似也非常古老的主题——官员及其家人亲友欺压百姓，甚至逼死人命，警察和司法处理不公。当然，具体的某个事件，是否这样，另当别论，但类似的事情肯定此前应该是有的，即便没有到非常恶劣的程度，但官员的家人依权仗势的事，绝非一地一人的个别现象。

当下的中国，实现政府行为的制度化，法制化，限制官员的特权，使官员，包括警察司法部门行为的公开化，程序化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我们可以把最终消除今天这种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期望，寄托在未来的政府改革上，但火烧眉毛顾眼前，眼前这样的事件，如何应付，是考验地方政府的最大难题。

事实上，类似事件的发生，政府方面若想加以控制和平息，可用的资源还是很多的。但事件之所以动辄闹大，造成恶劣的影响，跟政府方面的处置不当有密切关系。不当之一，是有关部门在事件萌发阶段，不负责任，推诿扯皮，甚至不适当地采取压服的强硬手段，把小事变成大事。不当之二，也是相当关键的，是每逢事件发生，当地政府往往一个强烈的惯性倾向，就是立即封锁消息，不让记者进入，不许消息外传。当今之世，凡是突发群体事件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，多半跟后者有关。

应该说，这种封锁消息，内部处理的事件处理方式，在信息不发达，而且组织和政府对社会能够全方位控制的年代，还是适用的，是可以把事件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，不至于造成整体的震荡，保全政府的脸面。但是，在资讯和通讯工具如此发达的今天，严格上讲，任何组织、政府，稍微大一点的事就瞒不住人，外界总有办法知道。政府的有意控制和封锁，只能便宜那些小道消息的传播，甚至可能使之更加畸形，向对政府更加不利的方向发展。很多事件，本来就是老百姓认为官官相护，隐瞒真相激化出来的，政府处理的方式，一上来就封锁隐瞒，则证实了这种民间的想象，并使之无限放大，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，直至群情激愤，酿成恶性事件。反过来，如果这类事件中真的存在官员的重大过失，乃至犯罪，这样的封锁和控制，也给了这些官员把水搅混的机会，在根本上，既不利于事件的处理，也难保当地的长治久安。

因此，当务之急，政府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，首先要做的，是改变长期以来处理此类事件的惯习，切实实现政务公开，学会在媒体开放之中处理事件，一则可以将政府内部的猫腻减少到最小，再则可以使流言的伤害减少到最小，要相信，自古以来，但凡流言，都是见光即死的。只要媒体一报道，很多关于这个事件的谣传，就会不攻自破。

沸沸扬扬的贵州瓮安6·28事件有了官方结论: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称，瓮安“6·28”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，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，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，公然向我党委、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。（《贵州日报》7月1日）

“结论”比事实来得早:瓮安6·28事件的性质似已鉴定完毕，但引发这一恶性突发事件的导火索的面貌却依然云山雾罩。那名女学生的真正死因在打砸烧的背景下变得无足轻重，当地官员仅以一句“起因简单”轻轻带过，涉事众多、群情激愤、“挑衅政府”的6·28事件仿佛平地起风雷。

如果我们都承认，没有对那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的不满，就不会有6·28事件暴戾登场，那么，当地政府在为这一事件盖棺定论之前，首先就必须重新探察女学生的死因，并以事实说服悠悠众口。唯有先行如此，接下来才有足够的公信力和舆论土壤为6·28事件作令人服膺的结论。然而事实上，如人所见，女学生死因陷入谜团，官方结论突兀而出，6·28事件被割裂视之，斩钉截铁的官方立场仍然不能平复世道人心。

这是一个以文明和法治自许的时代，政府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有证据支撑。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，一切结论都不值得信任。面对这一突发事件，当地政府有义务承担举证责任，说明“少数别有用心的人”是谁？是什么不轨之心？所谓“黑恶势力”又是谁？是怎样“直接插手参与的”？贵州不是拉萨，此次“挑衅政府”的一干人等也不是藏独分子，当地政府有责任说明，也有必要反思，瓮安打砸烧事件的蝴蝶效应是怎样起于青萍并雷霆出击的？

没有什么事情是无缘无故的。我们当然不排除有个别居心叵测的人从中作梗，但我们更愿意相信瓮安人民绝非动辄就拿起扁担上街的好斗蟋蟀。正如石宗源所强调的，6·28事件“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”——社会矛盾长期积累，多种纠纷相互交织，但一则这些问题得不到应有重视，一则没有得到及时有效解决，致使当地社会端座火山口上，稍有一点点火星，便是熊熊大火。

不必讳言，6·28事件不是治安问题，而是涉及政府本分、府民关系的一个时代镜像。由此映照出当地官员在思想意识、行事作风、执政理念上的诸多贫困。稳定、平安、正义、人本等等这些价值是政府向社会的许愿，既要靠政府输出，也靠其不遗余力地维护，如若只是纸上谈兵，则不仅一切美好价值皆是泡影，更有可能滋养被轻易“煽动利用”的人民和唯恐天下不乱的“黑恶势力”。于国家于社会，都是一场灾难。

有一种力量，如果不能给它正常释放的通道，则它就必然趟出一条带血的路来。6·28事件不是第一次，恐怕也不是最后一次。乐观地说，这种带有休克疗法的突发事件也给了我们一次机会，正视政府治理中的种种缺失，善自修补府民关系。如果没有这样的自省意识，则6·28事件就没有意义。它仅仅是“黑恶势力”的机会，却不是我们的盼望。

噢，原来如此，看来是大有文章的，

现在又可以发了？前两天我发的又被删了

做的好

希望能好好打击一批贪官污吏

你们中国人就喜欢浪费体力

到底是不是跳河的啊

来看看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