浩然已死，谁还会和许三多一起士兵“裸奔”？
全民偶像，从“黄昏”到“垃圾”记得尼采写作用过一个题目：《偶像的黄昏》，19世纪开始，人类社会对偶像崇拜的怀疑逐渐增大，对偶像的反思也逐渐深刻，当人类进入了偶像的黄昏时期，那么离人性和人的意识的黎明时期也就不远了。虽然说是“不远”，但是，淡化偶像，怀疑偶像，不断唤起并强化人的自我意识和人性，这是一个艰辛而又漫长的过程，至今持续200多年了，而在我们这里，真正的理性的起点却是公元1978年，30年了，我们前行得还比较短暂，更是崎岖坎坷。如今，全民的偶像没有了，尽管有的人还是希望树立偶像，希望通过偶像崇拜来统一思想，但是，一元化的偶像真的是无法存在，也不可能存在了，偶像已经从“黄昏”走向了“垃圾”，对偶像的否定不是对个人的否定，而是对空谈和形而上学的教化的颠覆性的批评。
我们的时代，是多元化的文化时代，全民偶像已经虚伪化、垃圾化。有的人是多么希望建立一个道德真空的社会空间，这个想法在道德上本没有错，又是那么的高尚，把每个社会分子变成善良的人，高尚的人，可是，朋友们，这个想法可不是现在的新思想，30年前就有了，那时对人道德的要求无与伦比的严格和苛刻，那时候的道德标准叫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，连脑海里出现“私”这个字都不行，闪过个人利益一点点都是耻辱和丑恶的。那时，还强调“交心”，有什么赞成和反对都要说出来，向别人交心；为了自己的道德标准，可以殴打父母、老师，为了道德诉求，可以离婚，可以断绝亲子关系，为了道德诉求，可以打人，杀人。道德诉求，在30多年前，超越了血缘、爱情、亲情，成为了绝对的精神主宰。
许三多，30多年前曾经下凡过
那个时代，有无数个抱着单纯的心灵去学做许三多式的青年，他们甚至比许三多更加单纯，更加纯洁，他们是听话的，是服从的，可是，历史，仅仅30年前的历史，就用实实在在的现实，揭示了一个“简单型”社会的真实，揭示了真正社会环境中的许三多们，从这里，到那里，从那里，到这里，10年，无数颗渴望成为许三多式的青年，伤痕累累地回到了起点。十年一梦，无数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和时光的感叹……
《士兵突击》可以上央视播出，可以卖dvd，可以赢利，能够推动中国的电视剧走向产业化，我们的娱乐产业化的进程中，需要实实在在的资本成功的个案。但是，把许三多（王宝强）向上拔高到全民偶像，青年偶像，80后的时代表率，年轻人的榜样——这就让人啼笑皆非。
全民偶像不等同于军人的偶像，不要按照军人的标准要求公民社会的公民，军队有自己的特殊性，但是这种特殊性不能泛化到公民社会，服从是军人的天职，而公民呢？命令是军队上下关系的纽带，而命令能是公民社会这样的纽带吗？
公民社会不是一个大军营，这里的真理不是服从，也不是只要求公民作螺丝钉，因为，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，都可以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，做螺丝钉，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，不做螺丝钉，也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。两者没有孰高孰劣，让公民自由选择，每个人的方向都有很多，自己的未来要由自己来选择，而不是别人来代替。
多元化的社会文化，容纳得下每个人的诉求，允许每个人拥有自己的梦想，因为，公民社会保障公民的人的权利，用什么？可不是用命令，也不是用军事训练，而是用法制和多元化的价值观。有的人哀叹现在的人心散，其实这种所谓的“散”就是多元化，这是挣脱一元化文化的进步和思想的解放，还有的人批评现在的人不“听话”了，不好管理了，呵呵，最听话的，最好管理人的时代其实是几千年前的奴隶社会！
青年人不参军的还是多数，他们还要生活在社会生活里面，他们还要为自己的家庭、父母、婚姻和未来发展，而拼搏奋争，而担当辛苦，他们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复杂的，他们面对的方方面面，也是变化无穷的，为什么非得要求公民“单纯”、“简单”呢？30多年前，我们经历过“简单型”的社会文化，结果呢？
公民社会不是没有“简单”“盲从”“单纯”，但是，少一些“简单”“盲从”“单纯”，也是正常的，这不是道德的沉沦，而是道德的真正的平衡状态。同时，“道德”这个东西不是自上而下的，不是拿来要求庶人的，不是仅仅用来要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。“道德”是普遍的，不是靠着士大夫们的教化而产生的，只有宗教里的神是完全符合“道德”标准的，其他世俗中的人们总是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道德瑕疵，这不也是正常的吗？
比老舍和巴金还“有名”的作家死了
最近，一位比老舍和巴金还要有名的作家死了，他叫浩然，在30多年前，当老舍被逼得跳河自杀，当巴金被侮辱到打扫厕所的时候，就是这位浩然作家，是十年间中国唯一的作家明星，不仅，老舍自杀，赵树理也被害死，冰心、丁玲、巴金这些作家残遭迫害、作品被查禁，只有浩然的《金光大道》《艳阳天》被赫然供上书店，在那个十年里，“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”，中华民族在精神上，被人打倒了5000年的文明，被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（浩然）牢牢统治了十年。
文革中，浩然是这样度过的，1966－1972，浩然写出了长篇小说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和一些短篇小说。1973－1976，由于《艳阳天》和《金光大道》受到了江青的青睐，浩然由一个普通的农民作家一跃而成为江青的大红人，拟议中的文化部副部长，江青座上常客和“钦差大臣”。1974年被江青“亲自委派”到西沙群岛前线视察，一路风光，回京后写出了吹捧江青指挥西沙战斗的《西沙儿女》（诗体长篇小说）。后又奉江青之命视察大寨并写成《大地的翅膀》（报告文学）。这一阶段，浩然对“四人帮”贡献巨大，可以说是一位“得天独厚”的歌功颂德的“帮闲文人”。
比许三多还许三多的人
30多年前，有比徐三多还许三多的人，他就是高大泉。
举一个例子，被浩然塑造为时代英雄的高大泉（高、大、全的谐音）朱铁汉，看看他们是怎么看待“发家致富”的。在《金光大道》中,村长张金发贯彻上级“发家致富”的政策,提出了“谁发家谁英雄,谁受穷谁狗熊”的口号,在芳草地开展了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“发家竞赛”,而高大泉等人则坚决反对，他们为了“公”而用铁锨狠狠地铲去了“发家致富”的口号,对企图发家致富的人们展开了残酷的迫害（当然用浩然的语言叫做“斗争”）。结果，发家致富的思想和人都被消灭了，村里走上了一大二公的路线，村里人走上了一穷二白的“金光大道”。
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，发家致富这个如今天经地义的事情，这个让我们个人权利和发展得到保障的理念，在30多年前，仅仅是30多年前，还是要被严厉批判和打击的。
从道德人格来看，高大泉是比许三多还要高尚，还要无私的人，还要“天生是强人”的人，他就是单纯，就是简单，就是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奋斗的人，高大泉和许三多都是高尚的人，但问题是，他们个人的理想和目标需要别人，或者说是“高人”来恩赐，或者来引导，来种植，他们的灵魂是需要别人培养的，他们的精神是需要别人来喂奶的，他们只有听话和服从，别人给他们种植的什么，他们都会不放弃，更不抛弃，坚持到底。当然，高大泉和许三多唯一的不同，就是高大泉比许三多形象上要帅一些。
30多年前，道德强人高大泉出现了，他比许三多还许三多；30多年后，缩水版的高大泉又出现了，他们的人格魅力的全都是一致的，做人要单纯，要简单，要甘于平淡和寂寞，要对别人种植的思想不放弃，不抛弃……
以言论人的幼稚之处
《士兵突击》中有一些语录，被人传颂，因为这些语录的光辉，就要连带着把说这些语录的人一并也加以赞扬和颂扬，这就是有些朋友的幼稚之处了，我们来做一个对比，拿《士兵突击》中的语录，和《圣经》中的语录加以对比，看看两者有什么共同点和相通的地方。
《士兵突击》：不抛弃,不放弃.
《圣经》：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
《士兵突击》：好好活.
《圣经》：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
《士兵突击》：别再混日子啦，别回来让日子混了你们.
《圣经》：懒惰人羡慕，却无所得，殷勤人必得丰裕
《士兵突击》：平常心，平常心.
《圣经》：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；或饱足，或饥饿；或有余，或缺乏。
两者不是完全相同，但是相当类似，醉心于《士兵突击》的经典语录的朋友们，不如去翻翻哲学方面的图书，或者宗教的劝善箴言，《士兵突击》的经典话语都是从那里改头换面而得的。
我还是想重复以上的话，青年人不参军的还是多数，他们还要生活在社会生活里面，他们还要为自己的家庭、父母、婚姻和未来发展，而拼搏奋争，而担当辛苦，他们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复杂的，他们面对的方方面面，也是变化无穷的，许三多如果成为青年的偶像，无异于让青年们在复杂的社会和艰难的人生里面，做一次“精神裸奔”！
浩然死了，一个典型的歌功颂德的帮闲文人死了；
高大泉，比许三多还许三多的人，比许三多帅一点的人，也进入了历史的尘埃；
还有一个许三多，一个想当不参军的80后青年偶像的许三多，30多年后，又来了。
30多年的时间长吗？不长！30多年的时间短吗？不短！
在这不长不短的时光里，许三多（这个潘长江版的高大泉）下凡了，不由得想起《封神榜》里的一句话：各路神仙，各归各位吧……
附语：当许三多热潮渐渐退去的时候，浩然死了，我想起了他的《金光大道》，他的高大泉。浩然死了，他所依仗的文学观依然会存在，多元化的社会有它应有的位置，但却是要以本来的真实面目而存在。作为文艺批评，需要批评者的身份认证吗？有的朋友说了，只有军人才能对《士兵突击》评论，这是荒谬的，对文艺作品，每个人都可以拿出自己的观点，文艺是一种精神财富，属于每一个分享精神盛宴的人，文艺评论从来没有用身份和生活经历来划分的，因为用这个标准来划分，《水浒传》只有“黑社会”成员才能评论吗？《红楼梦》只有富豪名门才能评论吗？那《西游记》呢，莫非只有和尚才能评论，甚或，只有一只猴和一头猪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动物才能评论？
